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顶层制度设计已经完成，这意味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了通过协同发展机制创新，实现重点领域突破及实现协同发展的核心任务的阶段。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创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协同发展机制创新”来弥补协同发展机制缺位。过去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体系侧重政府层面的治理合作机制建设，但由于利益协调机制的缺失，使得协同发展机制仅能扮演务虚角色，无法真正推动京津冀地区实现协同发展。“协同发展机制创新”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形成完整的区域协同发展机制体系，推动区域内空间结构、产业结构优化，提升京津冀协同发展质量，使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二是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以最具效率、最适配的方式，以有效衔接的进程构建新型“协同发展机制体系”，如将利益驱动融入“协同发展机制创新”中，以市场机制实现空间结构、产业结构优化效率及生态环境优化效率。三是以“公平发展”作为“协同发展机制创新”的重要内容。各相关主体各自以“成本外部化”“公地悲剧”等损人利己方式来达成个体目标，则有损于整体的协同发展目标。各区域之间、城市与区域之间、不同类型城市之间、城市内部各主体之间，应当公平地分享协同发展福利、公平地承担协同发展责任及成本。四是将构建“交通、环境及产业协同发展机制”作为现阶段“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创新”的核心内容。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突破口，彼此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性，构建有助于三者协同发展的机制是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疏解首都非核心功能、形成首都经济圈新经济增长极的重要基础。

区域在资源要素配置上的不平衡性, 必然会引起资源要素在区域之间的空间联系, 并在此基础上发生关联性和参与性的经济行为[9]。如何对这些经济行为进行合理的疏导？一些学者认为区域管治是引导经济行为、实现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举措。当前区域管治的理论大致有传统区域理论、公共选择学派以及新区域主义三种视角, 它们对区域整合及产业协同有不同的观点:传统区域主义认为区域(产业)协同是地区经济一体化为形式的政府政策[10], 是以政府为主导、自上而下的整合区域政府, 避免之间存在不合作的竞争, 能够提高整体经济利益。公共选择学派则强调市场的作用, 其目标在于维护市场制度, 通过市场的整合把政府和企业作为公共服务提供者在区域内相互竞争[11-12]。新区域主义试图超越“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的两难选择, 放在大都市区/城市群区域协作与政治机构的建设上, 增强区域合作网络和集体的认识、行动与反应能力[12-13]。综合来看, 传统区域主义和公共选择学派都过分强调了政策或者市场的单方面作用, 不可避免的存在内部的局限性;而新区域主义则作为一种中庸之道, 既注重了市场调节的作用, 又突出了政府的引导作用, 对于目前我国国情有着深厚的契合度。我国经济体制决定了政府主体和市场主体存在天然的联系与合作, 因此协同一旦成为政府主体的自觉行为, 那么政府主体就成为了合作的直接推手[14]。京津冀的产业协同政策源于政府推动和市场需求两种力量, 其政策的适用性和贡献度取决于两者的契合度, 与新区域主义的治理观一致。

借势香河，先享智慧城市

在北三县与通州一体化发展的大前景下，伴随北京人口外溢以及高新产业集群效应，香河产业升级、人才引进、城市革新等变革加速，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带动以及城市居民生活需求的多样性，将激发深层活力的综合体物业将形成城市价值高地！依托智慧产业发力的新型城市综合体，将为香河注入城市新的动能。

城市综合体，智慧代表作

毗邻机器人小镇的大运河智慧中心，作为香河城市综合体的开疆之作，依托北京东部的区位优势、立体式交通、集群式的产业、丰富的生活配套、丰沛的生态资源，以智慧城市和智慧社区为底版，构筑都市居住、购物、休闲、创业服务为一体的都市综合体，致力于打造北京东部的新地标，成就智慧生活里程碑。

公园社区，生活鸟语花香

大运河智慧中心景观设计以“一轴、三中心、多组团”贯穿整个园区，形成集交往、观赏、健身、休闲于一体的活动空间。在此基础上赋予园区“智慧”的灵魂，大运河智慧中心以“智慧”为心，八大智慧配置，包括密切关注业主人身与财产安全的电梯五方通话系统、视频监控系统、车辆管理系统、周界报警系统等安保系统，还有户外便捷USB、WIFI社区覆盖等便捷生活系统，以及背景音乐系统、中空LOW-E玻璃等健康悦心设施，涵盖生活点滴细节，让智慧之光点亮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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